近幾年,“爆款城市”不斷涌現,今年輪到了杭州。不過,杭州走紅靠的不是文旅,而是悄然崛起為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“科創之城”,“杭州六小龍”更是備受矚目。
曾經的杭州發展受限,城市規劃在“要風景”與“要工業”間搖擺。但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在那時發生,魯冠球、宗慶后、鐘睒睒、馬云等一批創業者嶄露頭角,他們的決心改變了杭州。此后,下沙、濱江、未來科技城等產業新城相繼崛起,杭州城市不斷擴張。
杭州模式的成功離不開“有效市場、有為政府與有機社會三元互動”的協同治理模式。其中,“有為政府”是關鍵。杭州政府完成了從傳統管制型向現代服務型的轉型,形成“無事不擾,有事必應”的服務風格。比如,為讓“杭州六小龍”潛心科研,政府主動出面設置專門展廳接待訪客;企業產品演示有困難,園區負責人積極協調解決。浙江還進行了一系列政務改革,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,發布《營商環境無感監測規范指標體系》,構建穩定高效的市場信任機制。
有效市場方面,“杭州六小龍”踏中第四次技術革命浪頭,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創新的代表。盡管杭州在傳統科創產業積累不足,且人工智能產業回報周期長、前期需大量研發資金,但杭州的資本市場是“雙主角”。政府基金負責“搭臺”,社會資本負責“唱戲”。政府每1元出資能撬動5元社會資本,服務眾多中小型科技企業。社會資本多源于浙商群體,運作高度市場化,深耕本地產業鏈,能為初創企業提供“投資 + 資源”的賦能體系。
有機社會層面,杭州的創業者有浙大系、阿里系、海歸系、浙商系等派系。浙大系憑借高校技術成果轉化和強大的校友網絡,在創業領域表現出色;海歸系如強腦科技,因政府招商團隊的誠意和對行業的深刻認識回國創業;阿里系和浙商系則是杭州創業者的中堅力量。此外,杭州開放、平等、共享的社區生態,也吸引了眾多年輕創客。
其他城市若想成為“下一個杭州”,政府在產業和城市規劃上要“一張藍圖繪到底”,避免盲目跟風;產業規劃要與時俱進,完善體制機制;要有敢于“共擔風險”的政策扶持,在企業創業初期給予幫助;做好“店小二”式服務,切實解決企業問題。杭州的崛起為其他城市提供了寶貴的借鑒,讀懂“杭州模式”,方能勇立時代潮頭。
免責聲明：市場有風險，選擇需謹慎！此文僅供參考，不作買賣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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