華夏酒文化源遠流長，眾多文人墨客、江湖俠客為酒癡、為酒迷，酒是情感寄托，亦是兄弟情義。很多時候難以言說的情仇都融在酒里，人們在杯盞觥籌間暢意人生。但是在數(shù)千年前華夏文明發(fā)端之時，酒卻不僅用于飲宴或寄情，而是由國家層面嚴格規(guī)范和管理、與祭祀典禮緊密結合，是先民試圖溝通天地神鬼、傳遞崇敬感恩之情的橋梁。
酒在夏商之時就已經出現(xiàn)，當時可以說是將君主們迷得七葷八素，《墨子·飛樂》、《大戴禮記·少閑》分別記載了夏代兩位君主夏啟、夏桀荒耽于酒的事跡，而“酒池肉林”則是商代亡國之君商紂的標簽之一。兩朝皆因飲酒而傾覆，到了周代，統(tǒng)治者們實在是再不愿意酒被放任自由，必須用國家權力將關于酒的一切都實行管理!于是我們現(xiàn)在能看到，《尚書·酒誥》以律令形式禁止酗酒、倡導以禮節(jié)酒，又有《周禮》將一切酒活動納入到國家的禮樂制度當中，酒從此成了社稷之酒，廟堂之酒。
從這時起，酒正式進入了政治權力中心，周代是國家權力對酒的全面管理的開編，而這種由官方規(guī)管酒之釀制和供應的制度，催生了官醞的雛形。所謂官醞，是指由官府釀制或專賣的酒的總稱。此后，哪怕西周更迭成東周，周王室的權威受到諸侯國的嚴重挑戰(zhàn)，當時的人們仍然堅信周禮是有史以來最為完美的制度，故而《左傳·哀公七年》仍語：“君若以禮合于諸侯，則有數(shù)矣。若亦棄禮，則有淫者。周之王也，禮制：上物不過十二，以為天之大數(shù)也。今棄周禮而曰‘必百牢’，亦惟執(zhí)事。”在對酒的態(tài)度上也一樣，盡管當時的統(tǒng)治者們因環(huán)境和個人的局限，或許在行動上對酒的管理力不從心，但意識層面對周代的酒禮依舊推崇備至，對官醞的認可也是從周代起傳承下來的。
那么周代對酒的管理到底有多嚴格呢?我們可以從當時的酒制中窺見一斑。
在周代，光是負責酒政的官員就有七類，而且其中三類即酒正、酒人、漿人還是屬于周代官職層級最高的天官系統(tǒng)，當時周代中央政權的組織是以冢宰為首的天地四時六官制度，冢宰相當于首相地位，天官均是冢宰的屬官，可見酒政官員的地位之高。此外，還設郁人、鬯人、司尊彝和萍氏等分管不同酒政，據(jù)統(tǒng)計負責管理酒政的官員隊伍超過686人。
在酒官中，酒正為眾之首，不同場合用該用什么酒，不同類的酒該以什么步驟去釀制、該用什么材料，不同等級的人員能用什么類型的酒，全都由酒正統(tǒng)籌。而酒人則負責祭祀用的五齊(泛齊、醴齊、盎齊、緹齊、沈齊)和三酒(事酒、昔酒、清酒)的具體釀制事宜，漿人則負責王室成員的日常飲用之物的制作和供應，其中包括水、漿、醴、涼、醫(yī)、酏六種，據(jù)錢玄先生的考證，這六種飲料除水以外，其他五種皆是以粟米釀煮而成。可見，周代統(tǒng)治者對官家之酒可謂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規(guī)章細致到方方面面，用網(wǎng)絡熱詞來形容：官醞絕對是“精致范”，屬于十分講究了是。
當然，對待得來如此不易、供應又如此緊缺的官醞，周代人的態(tài)度也是十分珍惜的。這些從周代人的喝酒禮儀之講究、置酒的用具之多樣和遵循章程、飲酒時所作的詩句中呈現(xiàn)的或豐沛或豁達的復雜情感中，都能感受得到。
王國維先生曾說：“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，莫劇于殷周之際。”正是自周代時始，中國后世的政治制度、文化特征和國民性格的基礎由此奠定，以官醞貫穿其中的酒文化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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